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所有县区市都设传染病科室

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所有县区市都设传染病科室

　　昨日，全国人大北京团召开小组会，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民法典草案修改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涉港决定草案修改稿、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有代表建议修改传染病防治法，在没有传染病医院的县区市，选择医院实力比较强的综合医院建立传染病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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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北京团召开小组会。图为赵晓燕代表结合自己履职经历，畅谈审议意见。武亦彬 摄

　　建议1

　　为疾控队伍提高薪酬待遇

　　全国人大代表、延庆区副区长罗瀛表示，2020年的修法计划中提到了传染病防治法的修改。她认为，传染病防治法总的来看可能有一些条款缺乏实施细则，有一些责任需要明确，有一些制度在执行上缺乏相关的协同配套。疾控机构需要开展传染病应用型研究，除了有监测、预警、培训、服务的职能还有专业研究。但实际上，各级疾控机构人才是极度匮乏的，待遇对于研究型人才的吸引力也不高。

　　罗瀛提出了几个建议。

　　首先，她觉得应该完善对人畜共患传染病的联合防控和管理机制，特别是要强化跨区域、跨部门的信息通报、联合演练和预警机制。“目前有一些探索，就延庆来讲，鼠疫发生的风险还是存在的，延庆通过跟乌兰察布、大同、张家口等八个城市建立鼠疫联防联控机制来进行防控”。

　　她发现，并不是所有县区市都有传染病专科医院，她建议在没有传染病医院的县区市选择实力比较强的综合医院建立传染病科室，加强平时的能力建设。疫情一旦来临，能够和疾控产生有效联动。

　　此外，她建议把医院的信息系统和传染病直报系统在大数据上整合，并在修法时对公共卫生的常态保障方面进行强化，包括提高薪酬待遇、提高职业荣誉感等。

　　建议2

　　以切实措施留住优秀法官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马一德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突出立法工作，亮点就是民法典的编纂。马一德表示，民法典通过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有关部门要及时跟进，对民法典的立法效果进行评估和跟踪，推动民法典取得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和认同。

　　同时，他呼吁制定国家豁免法，为国家法制再补一个短板。

　　马一德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也提出自己的建议。

　　“现在全国各地法院的人才流失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很多法官想离开法院工作，长此以往，人民法院就将成为律师事务所的摇篮或是公司培养法务人才的基地。要有切实的措施把优秀的法律人才留在我们的审判队伍中。”马一德说。

　　此外，马一德认为，我国的知识产权审判对技术类案件树立了裁判标准，但是，“过去我们国家的文化作品、文化产品的著作权都是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可能是无偿使用。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下大力气解决知识产权审判中对过去国有或是集体所有的文化作品的裁判标准问题，为我们文化走出去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建议3

　　加快社会信用法立法进度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中 创律师事务所律师高子程在小组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他认为破产管理法的修改太急迫了，目前破产的立案是非常难的。破产，无论是重整还是清算过程，盲区特别多，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后果。比如很多时候债权人、债务人的良知显得尤其重要，但仅仅靠良知不能保障依法有序进行破产重组。

　　高子程还建议加快社会信用法立法进度。“社会诚信程度的提高非常迫切，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环境，无论如何完善的法律都很难实现它的立法初衷。商鞅变法的第一步举措就是立信，立信才能使法律得到完整贯彻和实施。很多学者认为先秦是积贫积弱的，之所以变成强国，就是因为商鞅的法律制度跟建立诚信社会是密切相关的。”高子程说。

　　另外，他建议修改医师法和教师法，建议突出医师和教师的职业尊崇感，突出他们的社会地位，突出他们的工资待遇，以便吸收或者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医师队伍和教师队伍。“我了解，目前的医师队伍、教师队伍人数是不足的，高中生高考选择医学、选择教育的人数与社会的需求是不匹配的。所以希望通过立法引导作用来产生这样的效果。”高子程说。

　　人大常委会报告提到关于法官、检察官在民事诉讼当中繁简分流的授权，高子程认为这也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案多人少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了，比如说物业纠纷的案件、透支案件，事实非常清楚，但按照传统做法，案件量太大了。如果这样的案件通过繁简分流、通过快车道，使得主要的审判员把精力用在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上，意义很大。”高子程举例说，朝阳法院的审判员每年要审600多个案件，执行庭每人每年执行3000多个案件，压力很大。他提出建议，在执行中可以明确或者规定律师助力执行，也包括立案之后、庭审之前，或者调解过程中引导争议各方选择仲裁的方式解决争议，从而减轻审判压力，另外也解决了仲裁机构案件不足问题。

　　建议4

　　希望尽快成立金融法院

　　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北京信利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阎建国表示，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有几点印象深刻。

　　“最高法在过去一年案件的受理量非常大，最高法3.4万件，地方的各级法院受理量大概将近三千万件。审结了一批像孙小果、杜少平这样的黑恶势力案件，打伞破网，对所有的涉黑案件最高法严格做到了不拔高、不降格，处理了一批黑恶势力，对保障社会安全和稳定作了很多工作。”阎建国说，裁判文书的上网、审判流程的公开，也让公平正义经得起围观。裁判文书的上网量位居世界之最，让国人能够看到司法的公开、公正、公平。

　　阎建国建议，大力倡导多元化解决纠纷的机制。

　　“我们看到最高法一直在推广立案登记制度，一直在推广诉讼服务中心的建设。我们觉得诉讼服务中心的建设、一站式解决纠纷对于化解基层矛盾是很好的举措，我们希望最高法坚持大力推进这种方式，在基层当中推广。”阎建国说。

　　此外，他建议加大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受理数量和范围，降低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受理门槛，对环境违法行为严厉追责。全社会都要重视环境保护，法院更应该对破坏环境严惩不贷、绝不手软。希望在下一步最高法工作当中，对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受理的范围更大一些。据了解，在成立知识产权法院和互联网法院后，北京现在还在推进金融法院，“知识产权法院和互联网法院从成立到今天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尽快把金融法院成立起来”。

　　对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阎建国表示，报告首次出现了刑事、民事、申诉案件的数量，首次使用了审查代理、审查起诉的数量，这些数字都真实反映了最高检在过去一年当中所做的工作。此外，首次分析了20年来刑事案件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数量下降得非常多。他建议进一步完善律师的值班制度，出台法律援助律师的工作办法。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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