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般视角看，充分陈述法律理由有助于促进公正，但作者却提出：司法中是应该作出法律论证，但这种法律论证不应该追求“充分”。为什么？首先，“充分”是指除了运用细节化的明确法律规定和一般形式逻辑推理加以论证这两种方式之外，对其他辅助性论证资源的大量使用，辅助性论证资源则主要包括说理方法、经验常识、法律原理。多数情况下，仅仅运用细节化的明确法律规定及一般形式逻辑推理，这种论证只会让人感到“本来如此”，  而要实现“很有道理”的论证，则势必需要不断地使用说理方法、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等。
 
然而，作者经过研究后发现：其一，人们关于“说理方法”的日常经验，本身就是复杂的，比如中国古代的许多经典文本，以模糊思维和飘逸说理为特征，典型如《论语》《老子》，而西方许多经典文本，却以分析思维和精细说理为特征，两种思维说理明显不同；其二，日常生活的论证语境和法律过程的论证语境存在较大区别，后者比前者更凸显利益以及是非立场的纠葛，参与者及旁观者对后者中的论证，审视、期待、要求显然更高，从“经验常识”展开理由论证，总会引发新的疑问和追问；其三，在法学话语及法律实践话语中，“法律原理”的争论不胜枚举，在中国法学甚至世界法学中，几乎难以看到一个法律原理未曾遭遇反论，且法律原理常涉及规范问题，注定在价值上有主观性。
 
因此，作者的结论是：法律论证是否充分与争议的化解、裁判的正当性、司法公正之间均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单纯”的法律论证，仅适用细节化的法律规定及一般形式逻辑，以展现法律裁判的理由，是最理想的，它清晰明确、难以质疑，几乎能最好、最有效地抵挡外部裁判异议。

据研究，屈原《九歌》诸篇原始底本的大致族属与时代能概括如下：《东皇太一》《东君》，源于五帝晚期海岱地区东夷集团虞舜族的《韶》乐；《河伯》《云中君》，源于夏代中原地区夏族禹启以来的《虬歌》；《大司命》《少司命》，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生命生育祭歌颂诗；《湘君》《湘夫人》《山鬼》，长江中游楚地楚族流传久远的山川祭歌颂诗；《国殇》，流传于楚国的爱国战魂祭歌；《礼魂》，以上各篇共用的“乱辞”。在商代早中期以前，楚族的起源及早期发展阶段在黄河中下游，且与夷、夏两集团有密切关系。
 
神话传说中，楚人的远祖颛项氏主要活动在海岱与中原地区，曾得到东夷集团的远祖少吴氏族的帮助。颛顼之后有祝融八姓，亦与东夷少吴、重、黎中原各族关系密切。为此，东夷集团《韶》乐、华夏集团《虬歌》，一为楚族所熟悉及早期发展阶段在黄河中下游，并为屈原整理《九歌》时有所保存。
 
而屈原，“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是王室贵族子弟的师傅；又为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因此，屈原熟悉本族的历史文化，进而整理编组了《九歌》。本来，各血缘氏族部落只祭祀本族范围内的天体神、山川神和祖先神，相关的祭器、礼仪、乐舞歌辞也只限在本族内流传。此即“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然而，屈原还是将不同区域、族属、时代、内容的祭歌颂诗与楚国的《湘君》诸篇合编在一起了。这不是屈原冒天下之大不韪。西周盛行的体现血缘管理的井田制、宗法等级制、家族世袭制等，到春秋时代开始动摇，至战国时代则几乎瓦解各诸侯相互征战，血缘纽带已被解构。因此，血缘基础上的“民不祀非族”“祀不越望”的规矩已不复存在。这样，屈原将不同族属的祭歌颂诗合编在一起，完成综合性的《九歌》，也就成为可能。
 
楚国发展到楚威王时，国力达到鼎盛。楚怀王即位，承父盛业，在苏秦游说之下，联合韩、魏等六国攻秦，是为合纵。当时的楚怀王意气风发，有一统天下的雄心。据《汉书·郊祀志》：“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军。”此际任左徒的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可谓君臣相得。因此，言《九歌》是屈子为国君修饰润色，欲以却退秦师，也信而有征。
 
孔子以维护周礼为目的，以西周王官礼乐作为标准删编《诗经》。结果是，不仅十五个诸侯血缘族团的颂诗、史诗，以及十五国之外的民歌被删除，甚至进一步引领时代的理性自觉，“不语怪力乱神”将原本丰富的巫术神灵、图腾神话作了历史化改造，而失去了天国神灵的浪漫气息。但楚氏族带着北方夷夏原始巫术宗教文化，反倒与当地固有的苗民巫风习俗相融合，而得以持续发扬。屈原既“博闻强志”，深知楚族及夷夏古族的远古历史文化，又担任左徒与三闾大夫这两个与巫术宗教活动有关的职位，最终造就了《九歌》特别的原始文化。《九歌》是我们认识远古部族文化的重要窗口。

（一）阅读下列材料，回答116-118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时代发展要求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唯一正确道路。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能够引领中国进步、增加人民福祉、实现民族复兴。我们必须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完成伟大事业必须靠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民族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二）阅读下列材料，回答119-122题。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把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建立巩固的现代化国防”写入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同志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根据这些思想，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包括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此后，四个现代化的内容不断调整完善，从明确提出“实现工业化”、掀起一场“技术革命”到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直到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和完整地提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5年，周恩来同志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又重申了分两步走、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安排。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成就，实现了深层次、根本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围绕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对新时代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顶层设计，提出分两步走，在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

（三）阅读下列材料，回答123-126题。
故宫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象征。近年来，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所承载的历史内涵、发挥应有的社会文化担当的基础上，故宫综合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过自营、合作经营和品牌授权等多元化合作方式，将故宫文化元素进行多样化的产品转化，创造出多种实用有趣，又与馆藏文物的历史渊源、文化寓意以及背后的故事相互关联的文创产品。同时，积极寻求与多品牌多行业的跨界合作，为故宫文创提供了更加现代化的表达。目前，相关衍生品数量已经突破一万种，此外，故宫还推出了具有教育娱乐功能的APP,开放数字馆等，使故宫文创不仅仅限于产品的设计和制造，而是从文化形象的塑造到创意衍生品的打造，从实体产品的创作到影游文化内容的开发，从线上营销到线上线下体验购买，以及从行业内到行业之间的跨界融合，对故宫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和多角度的渗透。
由于我国博物馆机构存在层级、藏品资源、地域等方面的差异，多数博物馆机构在文创产品开发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一是文创品质亟需提升。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开发应该在坚守文物历史事实及本真性的前提下，加强对文物资源所蕴含的历史内涵、文化价值和艺术审美的传播再创造。围绕更好地诠释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发挥好博物馆满足公众获取知识、实现自我提升功能等目标，来做好文创产品的创作设计，以及品质和内涵提升。我国博物馆进行文创产品开发，关键是要找到博物馆所拥有的资源与市场资源的嫁接点。实践中，在如何使用、谁来使用藏品元素开发文化产品这些问题上，国内不少文化单位和企业还有不同的认识，亟需规范。
实际上，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博物馆的基本职能，但非全部职能。在保证发挥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前提下，博物馆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提供非基本、个性化或更高层次的文化服务。其次是激励机制不健全。未来亟需优化分配机制，将博物馆文创销售所得的部分收入，作为博物馆文创研发、绩效奖励和市场运营的支出。同时，应该将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发展业绩纳入博物馆评估定级和绩效考核之中。

（四）阅读下列材料，回答127-130题。
 法工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  作为参谋助手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提供服务。为了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更好地向社会公众介绍立法工作情况，法工委建立了发言人制度。
2019年8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建立发言人机制举行第一次记者会。发言人通报了今年上半年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目前为止，本年度共有15部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1件次，包括：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次审议稿）、民法典继承编（草案二次审议稿）、森林法（修订草案）、社区矫正法（草案）、密码法（草案）、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等。
对于备受关注的民法典，其合同编、侵权编草案的二次审议稿于2019年1月4日至2月3日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合同编草案二次审议稿共收到256人提出的504条意见，侵权责任编草案二次审议稿收到117人提出的228条意见。2019年4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民法典物权编、人格权编进行了二审，之后4月26日至5月25日，两编草案的二次审议稿分别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其间，物权编草案二次审议稿共收到1132人提出的2286条意见，人格权编草案二次审议稿收到20031人提出的31936条意见。